2018国际学校年度发展观察报告

  前不久,北京国际学校学费的排名刷爆朋友圈。根据中教传媒智库教育行业数据分析与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学费在与国际学校相关的关键词中排在首位。目前,公立学校国际部、民办国际化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这三类国际学校的学费,最低3000元/年,最高则接近40万元/年。

  国际学校高额的学费标准和逐步扩大的社会需求,造就了一个千亿级的教育市场。为了了解国际学校学费情况,笔者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159所国际学校的259个项目(含北京109个、上海119个、广州31个)进行了抽样调查,得到国际学校学费情况的三个特点。

  如果将国际学校的学费按三个层次来区分,年学费超过30万元的学校共有1个项目,年学费介于20万元到30万元的学校共有45个项目,年学费介于10万元到20万元的学校共有112个项目,年学费低于10万元的有101个项目。在中学阶段,北京、上海、广州最高的年学费分别为39.6万元、29.7万元和25万元。在小学阶段,北京、上海、广州最高年学费分别为22万元、26.5万元和25万元。

  从159所国际学校数据看,最低年学费为3000元,所学课程为德国语言证书考试课程(DSD),也有少数学校课程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证书课程(VCE)、全球通用证书项目课程(PGA)、加拿大卑诗省高中课程等。年学费低于1万元的学校仅有10个项目。国际学校的主流课程,如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B)、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A-level)和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学费则保持较高标准。从统计数据看,最高学费与最低学费相差接近100倍。

  以高中阶段为例,国际学校学费平均水平差异较大,且与各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呈正相关。《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指出,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消费约占家庭收入的1/7。

  国际学校学费总体呈现一线城市学费高于二三线城市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平均学费比较相近,分别为12.5万元、12万元、13.2万元。从民办国际化学校来看,北京、上海的学费是广东、浙江的1.4倍,是四川、江苏的1.7倍。

  而且,在同一省份内,地区差异也较大。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经济发展较不均衡,广深珠三角经济较粤东、粤西、粤北的经济指标数偏高。

  从不同类型国际学校的差异来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学费远高于民办国际化学校和公立学校国际部,平均接近18万元至21万元,几乎是当地民办国际化学校的1.3至1.7倍,是当地公立学校国际部的2倍以上。

  根据顶思教育发布的《2018中国国际学校图谱》,从公立学校国际部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学费较为均衡,平均学费集中在9万元至10万元。从民办国际化学校来看,平均学费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次,北京、上海平均学费最高,分别平均为16万元、14万元;第二层次,广东、浙江平均学费为10.8万元、11万元;第三层次,四川和江苏平均学费为9.1万元。

  国际学校学费的地区间差异、类型差异比较明显,大部分学费是由学校的办学成本决定的,当然也与学校能够获得的公立系统的资源、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定位、学校生源群体的整体消费能力和投入意愿有关。然而,学费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直接就学成本和家庭经济负担,有的学校虽然学费定价较低,但是在其他费用项目中会向学生收取高额的费用。不过,从公共服务提供的视角,这些国际学校的确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种的教育选择。

  随着国际学校数量增加,投资人越来越意识到“千金易得,一将难求”,管理人才缺乏是制约教育行业特别是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开启了鼓励教师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间有序流动的新机制,或许对人才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传统意义上的校长是具有领导力、教学成绩突出、科研成果丰硕的教师。所以,校长岗位的职业属性是教师。国际学校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形态。不同于传统赛道,更接近需求、更市场化、更灵活、更高效的国际学校,需要掌舵人具备一系列超越普通任课、科研、管理教师能力的素质。

  国际学校校长的职业属性不仅是教师,还是经理人,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格局。

  第一,校长是投资人聘请和选定的执行人,负责整个学校的运营和管理。校长需要考虑投资人的诉求——如何实现投资人的目标,如何配置教学资源。第二,校长是家长授权的学生在校的监护人,需要考虑家庭教育投资的诉求——家庭的教育期望如何,如何设计课程或活动以实现学生的能力提升,如何面对家长和学生的问责。第三,校长是教师的选聘人和工作任务的分配者,需要兼顾考虑教师利益——招聘什么能力和背景的教师,给予什么待遇,如何平衡中外教师同工不同酬矛盾。如何考核教师绩效等。第四,校长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学校法人代表,需要考虑政府作为监管者的诉求——如何贯彻国家课程大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如何保证教育教学安全有序,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且体现特色等。

  民办国际学校校长角色充满挑战,能够胜任这一岗位的人才是“稀缺资源”。从各类媒体平台的报道来看,这一职位任务的艰巨性和人才的可得性决定了校长的流动非常频繁。

  公立学校固然是民办学校的人才宝库,但是单单靠“挖”能解决管理人才瓶颈问题吗?国际学校有自身特点,例如对国际课程的理解、对中外教育的融合、对学生国际升学的指导,都是进入国际学校的传统学校校长要面对的挑战。

  那么,海归校长是国际学校校长的正解吗?当前,大部分民办国际学校的骨干教师和中高管理层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这决定了他们对于国际元素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中国教育政策的把握,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对中国学校的运行和管理规律的理解,可能有待加深。

  如果把学校比作一艘满载学生行驶的轮船,那么校长就是这艘轮船的船长。在不同区域、不同背景、不同组织结构下,校长的角色任务和管理风格都可能有差别,多样性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校长职业化发展是未来这个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

  正如对于21世纪能力的讨论从未停止,国际学校校长职业化发展的能力模型、培养方式、选拔路径等方方面面也会伴随国际学校的发展被持续讨论。前路未卜,未来可期。

  2018年,国际教育圈发生了几件看似不相关实则有共性的事件。3月,有报道称,某美国学校在存在严重财务问题期间,其中国分校仍在运营,该校还有虚假宣传、品质问题和招生漏洞等问题。9月,中国境内最早的国际学校之一“BISS”因资金问题面临关闭风险,学校实际控制人失联;上海某国际学校出现霉变番茄。这三个事件都是学校内部治理问题,引发了对国际学校治理的深层思考。国际学校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好的国际学校治理就是建立治理的合理结构,理顺各种关系,形成有效机制。

  理想的国际学校治理首先是在法律框架下工作,同时也应该兼顾政策环境。如2018年11月,江苏省启动专项治理工作,严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超课程标准、超进度教学或考试,对一些通过压缩国家课程时间为国际课程让位的行为进行纠偏,并形成了一种约束机制。

  2018年的国际学校事件,反映出“跨境监管”和“服务供应商监管”成为“真空地带”,披露不及时、信息不对称、过程性监控不力都需要引起政府重视。因此,国际学校治理需要有外部专业机构介入,进行质量监控,共同维护行业规则。既可以通过媒体平台引导,形成舆论督导,也可以通过高校等外部机构的培训、专项研讨、项目评估等,形成专业督导。同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形成同行督导。

  国际学校治理的目标需要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个目标之间形成平衡。如果没有教育教学的投入,特色课程的建设、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就难以让学生出成绩,难以形成声誉,进一步影响下年招生。没有社会效益,何谈经济效益?

  当国际学校生源竞争从蓝海变成红海,治理目标需要有相应转变,从过去注重增加收入,通过成本控制、规模效应实现经营增值,转向注重学校内涵发展、增加投入,通过课程特色稳定生源、提升学费,实现学校的良性运营和发展。

  投资人聘请管理者实现管理目标,管理者需要对投资人负责,但若投资人权力过大,管理者只是为实现投资人利益增值的目标负责,没有做好学校的“守门人”,对于保障学校发展的经费安排缺乏有效监管,则可能在投资人预期收益减少、资金链吃紧时,导致学校运营危机。

  同时,因竞争加剧、单体国际学校投资日趋增加,新建国际学校大都由数个投资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下设理事会或董事会共同管理运营。投资人组成复杂,各有利益诉求,所有权分散,可能存在对学校实际控制权的博弈。

  对学校管理者的选聘、工作流程的确定与目标绩效的考核,决定了投资人与学校管理者的关系。中外方校长因文化不同导致“一校两治”,严重影响学校运营的传闻时有发生,特别是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后,需要重新审视各位管理者的责权利问题,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管理者需要制定合理薪酬绩效。当前“按岗设酬、同工同酬”的薪酬制度渐成趋势。

  真正理顺学校治理内部关系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投资人预期合理化,综合考量家长、学生及社会的满意度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力等综合性指标。中方校长管理化,外方校长专业化,外方校长应该专注于学术课程,而中方校长应该专注于运营管理。

  2018年,司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的出台,无疑是该年度关于资本对国际学校等民办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

  相对于提供普惠性民办教育的民办学校而言,对于学校的硬件设施、课程内容和师资要求更高的国际学校,对资本的需求更大。随着一系列更加具体、完善、在某些方面近乎苛刻的法规的出台,对于资本而言,政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是最令人担心的。但是长远来说,这让资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关于民生的、长期的又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目前,专门针对民办国际教育的法规条文还不够完善,资本会更加担心政策层面的风险。一方面由于国际学校需求迅猛增加,很多以培训学校为实、以“国际学校”为名的教育机构出现,不合规开设的国际课程或是国际班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资本进入国际教育板块。但是另一方面,国际教育板块除了运营国际学校以外,还涉及国际课程研发、留学申请服务、游学服务等,这些服务处于相对宽松的监管和政策环境。对于资本而言,这一类国际教育相关服务商有较大吸引力。

  大多数形式的资本追求的目标不外乎将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上市,或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由于首次公开募股(IPO)环境遇冷,通过政府合作(PPP)形式和房地产商合作融资也在2018年不断出现。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这给运营义务教育阶段的国际学校未来如何为投资人实现回报、如何走向资本市场,都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教育感兴趣的资本进入这一类型的国际学校或是进入提供相应课程的民办学校,必然有所顾忌。

  送审稿删除了收费审批的规定,第四十条进一步强调了民办学校“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理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省去了物价审批流程,这对于收费高昂的国际学校而言,无疑是一重大利好消息。

  送审稿第十二条规定,“实施集团化办学的教育企业,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这进一步堵死了协议控制的方式,给部分国际学校未来如何走向资本市场带来了不确定性。

  2018年,国际教育和资本市场的结合主要是,已经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或其他途径融资的、从事国际教育的上市教育集团,利用资本的力量从事并购重组,实现规模化和产业链的整合。这些并购金额较大,如果国际学校没有资本支持,仅靠自身造血能力难以实现。

  从国际教育细分行业看,由于目前国际学校单体规模有限,形成集团化办学的国际教育机构更少,2018年国际教育和资本联姻的案例中多为并购提供出国留学相关服务的机构。这一类国际教育机构进入门槛不高,复制较快,一般不受《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直接约束。

  归根结底,资本投入任何产业发展,都是有回报诉求的。但是从客观效果上,资本能够助力和帮助实现教育服务的多样性。如何处理办学者与资本的关系,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现实问题。资本融入教育要尊重投资规律,更要尊重教育规律。

  2018年11月3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该报告对中国国际学校的教师以及服务对象进行了调查,超过60%的家长表示,外籍教师会影响孩子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较低年龄和学历越低的家长对此担忧越大。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国际学校数量激增,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因此,由于外籍教师需求量相应增加,外教市场上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对于国际学校来说,有的会严格坚持高标准遴选,宁缺毋滥,招聘具有高学历和教学经验的合格教师,但是有的可能会迫于资金或成本压力,适当降低外教的招聘标准。

  国际学校在招聘外籍教师时,通常会要求应聘者提供身份证和学历证件,例如外国专家证、教师资格证、学历证书等。从事语言教学的外籍教师,需要取得国际通行的语言教学资格证书。

  如今,经验丰富的高质量外籍教师资源稀缺,学校之前的竞争也增加了外籍教师的流动率。顶思教育在2018年1月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33%的学校表示外籍教师的年流失率超过15%。同时,24%的学校表示,中国教师的年流失率小于2%,而外籍教师的该数据比例为12%。

  我国的国际学校面向世界,也扎根本土,在培养通晓世界语言文化的国际人才的同时,也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显示,参与调查的中国教师提到,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课堂效率和对学生学习专注度、坚持的品格、战胜挫折能力和基础知识扎实度的培养上,更适合低幼学段的学生。

  在我国的国际学校中,中国教师数量是外籍教师的两到三倍。其中,具有国际教育背景和外语能力的中国教师是中坚力量。

  此外,《2018国际学校蓝皮书》提出,为了提高中国国际学校教师的整体水平,保证“国际教育本土化”道路的顺利进行,报告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专家,制订中国国际学校教师资格认证标准,作为现行国际学校教师资质证明的补充。

  中外师资队伍是国际学校吸引家长和学生的一大优势,但从中外教师工资对比来看,虽然福利待遇基本一致,但外籍教师享有更高比例的健康保险、住房补贴、交通补助等方面的福利。

  2018年1月,顶思教育一份关于国际学校薪酬的报告显示,中外籍教师的工资差距在刚入职时就非常明显。刚进入职场的中国教师的年薪在5万—10万之间的占67%,而刚进入职场的外籍老师的年薪在10万—20万之间的占47%。

  国际学校教师的收入水平与教学经验非常相关,但是从中外教师的对比来看,收入差距也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加大。调查显示,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中国老师,年薪收入一般在10万以上。其中,年薪为20万—30万的占比47%,10万—20万的占比39%。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外籍老师,年薪一般在20万以上。其中,年薪收入为30万—40万的占比45%,40万—50万的占比22%。而且,拥有3年—5年工作经验的外籍教师中,有三成的人拿到了30万—40万的年薪收入。此外,对于不同的国际课程,教师的薪酬也有不同。而且,同类课程中,中外教师的年薪也存在差距。

  对于国际学校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不但要建立正规的监管体系,引进高素质的外籍教师,而且要大力培养通晓国际课程的中籍双语教师,这样才能为我国未来发展培养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国际化人才。

  2018年6月,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正式宣布认可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10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宣布接受中国学生使用高考成绩申请本科课程。随后,英国莱斯特大学、邓迪大学、肯特大学、西英格兰大学等也陆续宣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另外,加拿大医博类排名前8位及综合类排名前3位的名校本科申请,也把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参考条件;澳大利亚24所高校认可并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八大”名校中已有7所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申请本科课程。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选择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中国的留学热正在以快速的势头蓬勃发展。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上,美国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目的国的首选之一。据2018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2017—2018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达到363341人,较2017年增长了3.6%,占美国国际学生总量的33.2%。除了原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数在不断增长外,挪威、瑞士、日本、新加坡也成为留学国家的热门选择。而且,中国高中生赴美留学热潮涌动,已经形成一股显著的力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

  近年来,人文社科类专业也逐渐成为留学专业选择中的“黑马”。据统计,自2009年以来,赴美就读艺术与应用艺术专业的学生增长比例最高,7年间从3574人增加到21356人,增加了约5倍。当前,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所以未来心理学从业者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这也会影响到学生在留学专业上的选择。

  根据京领新国际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国际学校达到800余所,2021年预计再增长1000所,达到1800所。中国国际学校发展势头迅猛,创办国际学校成为各省市发展国际教育的重要举措。

  此外,2003年至2018年常春藤盟校在全球录取率逐年降低,基本降至10%。这也加剧了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的竞争,给各个国际学校带来巨大挑战。美国藤校的录取率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所国际学校的口碑与教学质量。京领2018年中国国际学校竞争力排行榜显示,中国的国际学校目前在地区上发展仍不平衡,资源较多地集中在北、上、广地区。

  根据《2018中国国际学校藤校录取统计表》数据显示,获得中国藤校录取的国际学校,呈现出明显的共同趋势,学校集中在北京、广东、江苏等地,且大多为全国“名校”。高中教学质量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最终的录取成绩,名校往往会聚集更多的文化、师资等国际资源。

  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不仅仅是向外输出,更重要的是“引进来”,促进双向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中,“输入”与“输出”仍然不平衡,在接收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教育国际化不代表照搬西方教育制度与体系,过分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会导致本国的教育发展失去自主性。因此,在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应该将目光聚焦在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国际化教育上,促进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与融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到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家庭教育消费升级,出国游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携程游学平台最新发布的《2019寒假游学冬令营报告》显示,2019年寒假游学冬令营产品已经进入预订高峰,预计同比去年增长80%以上。海外游学的人均支出在21000元左右,英美澳长线万元。

  国际学校的课程包括了各种体验式学习,而出国游学就是体验式学习很重要的活动之一。特别是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通过与海外姐妹校联合组织游学活动,帮助在中国国际学校就学的学生体验原汁原味的国外课堂。

  国际学校组织的游学往往比市场中各类旅游机构、中介组织举办的海外游学更有针对性。比如天津法拉古特国际学校,作为美国法拉古特学校的海外校区,每年要组织前往美国总校的“法拉古特营”。学校开设了三种不同的游学课程:传统学术课程、项目制学习核心课程以及大学预备课程,学生可根据需要按照各自目标选择内容及时长不同的课程系统进行学习。

  参加国际学校内部游学项目的另一优势在于,学生在国外修习的课程可以转化为本校的学分,作为在国内课程的补充与增益。在申请海外大学时,课外活动也是重要的加分项。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发展,尤其是在海外游学、研学旅行上格外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推动我国海外游学市场的发展。

  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对合理开展研学活动进行了肯定并给出了指导意见。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鼓励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和各种形式的夏令营、冬令营等游学活动,建设一批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研学旅游基地和目的地。这为我国游学市场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游学市场也不断扩大,也影响到了2018年的游学市场。

  根据新东方《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参与国际游学的人数达到86万人次。参与游学的人群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且有着低龄化发展趋势。2018年4月,携程旅游发布了《2017—2018年度游学旅行市场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阶段人口为1.8亿,其中参与游学、夏令营的比例在5%左右,近1000万人次,游学业务每年增长速度超过100%。

  在迅猛发展之下,游学市场仍然是险象丛生、鱼龙混杂。在最近两年的媒体报道中,游学事故频频发生,韩亚空难游学团,高额游学团行程缩水、质量堪忧等新闻常见诸报端。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游学机构通常会寻找有意向在国外市场打知名度的学校洽谈项目。一旦确定,项目内容一般包括学习、游玩及购物。高昂费用下的游学项目,质量与花费却常常不成比例,游学机构缺少资质,游学项目存在“游而不学”及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

  2018年年初,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中国,带来5.5亿英镑的中英教育合作项目,涉及高教、职教、教育科技、幼教、国际学校等众多领域。两国高层频繁互动及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合作,标志着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80后”父母的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家庭渴求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适应全球发展的培养模式。这使得国际化教育资源成为国内市场的一大缺口。

  英国社会福利的减少将迫使年轻人直面“学习或工作(learnorearn)”的两条选择,很多学生会选择职业教育或者直接工作,这使得英国学校面临收入紧缺。英国脱欧导致英国教育的吸引力有所减退,影响大量欧洲学生到英国学习。

  对于中国教育,英国主流考试及课程相对来说更适合中国学生考取高分。整体来看,英国教育长久的高品质、中英两国政府的全面合作、中英两国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互补以及当前社会经济形势,都是促使英国学校在中国大范围落地的原因。

  随着中国学生家长及学生对于国际化教育的深入理解,也伴随着市场的激烈竞争,一些教育机构通过引进英国品牌、学习英国学校运营模式、扩大市场影响力。例如,2003年英国名校德威落户上海,引进德威品牌。近年来,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开始使用“德闳”作为针对中国籍学生的品牌。这也标志着英式国际教育从完全引用外国品牌到通过积累,积淀创造自主品牌的里程碑。

  英国学校品牌的引进形式多样,模式较为灵活,按照合作模式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国公司收购或参股英国学校。例如,光电科技旗下雅力教育2018年投资英国两所学校米德尔顿(MyddeltonCollege)和阿德科特(AdcoteSchool),实际控股并使用学校品牌在国内落户了多处校区。在这种形式中,中国企业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在中国落地方案上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同时,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中英多个校区,达到校区间的“走校”及联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达到资源使用的最大化。

  第二类是中国大型企业与英国知名学校采取合作。这种形式多数出现在中国有实力的大企业中,合作双方优势较为互补。中国大公司,尤其是房地产类公司对于英国优质教育品牌及教学管理有着很大的需求,英国品牌又有进入中国市场的诉求,双方合作一般较为深入。

  第三类是通过代理公司,力推英国品牌甚至参与学校教学运营。代理公司大多数是在英国发展的华人公司或者毕业校友开办的公司等。英国学校不熟悉中国市场,也不可能派出全套管理团队,因此中间服务商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代理公司得到英国学校的充分信任,可能取得独家代理或区域推广权限,协助英国学校拓展中国市场。但由于代理公司业务强项的不同,落地学校模式也有较大差异,通常费用包含品牌使用费,也有签约推广费用及后续学费分成等。

  第四类通过建立姊妹学校、“2+1”或“2+2”项目达成合作。这类合作在教学上、学生培养上以及市场宣传上,均可以有效利用英方学校的优势资源。这类合作常见于资金实力较弱一些的学校,或者公立学校国际部等。

  国际学校在中国公众视野中最显性的特征之一就是聘用外籍教师。2018年4月9日上午,北京市通州法院开庭审理了北京首例伪造外籍教师证书案。“黑外教”事件折射的是蓬勃发展的国际教育背后质量监督缺失。

  在我国,国际学校的办学主体分布在各个学段,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教育,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培训。在学前阶段,有不少幼儿园以外籍教师教学、英语教学为特色开办所谓“高端园”,办学质量需要监督和评估。

  在高等教育中,根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数据,到2018年,一共有10所中外合作的独立法人大学,本科以上层次二级机构和项目1105个。但是这些项目的举办质量参差不齐。2018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批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通知》,依法终止了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在生源庞大的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有近800所国际学校,特别是民办双语学校,其办学质量到底如何也是需要评估和监管的。同时,相对于正规学校系统,对于涉及英语教育的具有国际教育元素的课外培训机构,相关监管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些机构长期采用公司化运作,其质量主要是通过市场反馈和家长选择来反映的。

  关于实施监督和评估的主体,一般包括四个方面,政府部门的监督和评估、学校自我监督和评估、家长的监督和评估以及社会独立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评估。

  从政府部门的监督和评估来看,2018年9月14日,教育部教材局开始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的教材检查工作。按相关规定,不可以校本课程、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在义务教育阶段“教什么”这个问题上,需要遵循相同的国家课程标准。

  学校质量的自我监督和评估主要是学校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评估,包括形成性评估和结果性评估。特别是在对学生的学习评估中,结果主要用于指导和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帮助学生实现成长,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采用形成性评估,形成学生自身当下与过去对比的数据。对于教师教学的监督和评估,很多学校并没有直接的措施。

  第三方评估其实是管办评分离中倡导的质量监管方式。目前包括两类:一类是国际认证机构和联盟组织的评估与认证,另一类是通过排名的方式评价国际学校的办学成果。

  国际教育质量评估应该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从学校和机构的开办到学生毕业升学。在开始阶段,学校的设立往往需要获得一些课程组织的认证,以保证其办学质量。在办学过程中,对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要进行过程控制,包括对教师教学的监督和阶段性学习效果的测评。最终,学生的升学结果和能力发展是对国际学校很重要的结果评估。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教育是一场不可重复的实验,每一项实验后面都关乎人的发展。因此,对质量的监督和评估,是国际教育未来发展不可缺失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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