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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抑郁症越来越多?

作者:admin时间:2022-05-25 20:25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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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族

编辑|桑明强

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迄今为止,人们对抑郁症的病因解析尚不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原生家庭、社交圈以及社会环境,是诱发抑郁症的最常见因素。这类人群长期处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状态,这种状态通常也会波及到他们的生活,出现原因不明的身体不适。

在传统认知中,积极的人总能迎接胜利,消极的人会像林黛玉一样早逝。“你这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闲出来的。”人们对抑郁的看法不一,有对抑郁群体的压迫和批评,也有用科普形式让这个群体靠近大众。但对抑郁有失偏颇的解读,也激起了网络媒体对这个群体的不良炒作。

不知从何时起,抑郁症突然成为某些人博得人际关注,自我安插的社交符号,在这种情况下,抑郁症被娱乐化成一种病态的“营销”,但对于真正的抑郁群体来说,这个标签是他们想尽力挣扎摆脱的,抑郁症不是他们身上的标签,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抑郁是脸上的肿瘤

晚课结束,同桌发现去上厕所的蒲三相还没回来。

同桌把他的书包收好,等着他回来,准备一起去吃夜宵。此时的他,在10公里外的郊区,一个人坐在湖边。手机的震动没有停止过,陆续闪烁的消息中,大多数是只有一面之缘的同校学生。他给和自己一起上课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早上8点,蒲三相回到宿舍,他的母亲已经从家乡连夜赶来,坐在了他的椅子上。室友们看到他回来后,陆续出门,吃早饭,没有和他进行眼神接触。在上课前,他们又回来,给蒲三相的桌上放了两碗热干面、两杯豆浆。

这样的状况,在蒲三相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

学习、打游戏,是青年时期蒲三相生活的两点一线。他的学习很好,父母为他创造了不错的生活条件,他也从来不过问父母的工作,父母给多少零用钱,他就花多少。父母不担心他的学习,所以也不干涉他的其它爱好。在校园里,学习成绩在蒲三相的生活中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和自己成绩同样优秀的人做朋友,成了他的择友规则。

高二时,父亲突然失业。过去,父亲对蒲三相的教育风格向来是自由、放任的,但在2年的失业期中,父亲变得暴戾,甚至因为一些小事,动手打蒲三相的母亲。骤变的家庭关系,蒲三相认为是父亲失业导致的。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去外面打了份工,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只能做一些体力活。无论是兼职还是小时工,只要能赚到钱,她都会去做。那段时间里,母亲一个月打工挣来的1、2千块,是父亲失业后全家唯一的收入。

看着劳累的母亲,蒲三相将这种难捱的生活归咎于父亲身上,让他没想到的是,父亲还未重新找到工作,就锒铛入狱。原来,曾经优渥的生活,是父亲在灰色地带中摸爬滚打带给他的。这让曾经潇洒的父亲形象,在蒲三相的心中一落千丈,身边亲戚对父亲的指责、唏嘘,对蒲三相施舍式的关爱,让他感觉如鲠在喉。

考上大学后,他在物理上远离了这些是非,他以为,大学就是“重开”自己人生的希望。

大学里的多彩活动打开了蒲三相新世界大门,他参加、旁观了许多社团,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但不是各种小团体的中心。班级同学聚餐时,蒲三相对生活、他人的关注度过少,导致口中经常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最终的结果,不是被他人忽视,就是被对方斥责。

蒲三相试图说服自己,人际关系不能带给他任何好处。后来,他经常在课堂上独自占据着某一区域,和考上大学前一样,蒲三相保持了专业排名的前3%,生活上,他能省则省。每年班级上会对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进行助学金的评选,蒲三相自然名列其中,在一系列评估文件下发后,同学们将他选为当年的一等助学金获得者:6000元。但蒲三相却拒绝了,班长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资格,蒲三相回答,“我就是不需要。”

被人群排挤在外的蒲三相,认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最大问题,是对现实生活认知的缺乏。

但他更加害怕,在自己融入集体后,他不光彩的过去就会浮出水面。这种矛盾,让蒲三相变得更加极端,非黑即白的认知标准,让他身边的人都和他保持距离。这种疏远,让蒲三相找不到生活意义感。同学请他喝酒吃饭,他觉得无趣,在他看来,与其追逐现实的不完美,还不如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除了吃喝拉撒睡,蒲三相把其它时间都放在哲学思考上,最给力的老牌博彩,比如“什么是完美?”

?“那时候,有人看出我的状态不对,就来关心我,但我只会说,我没事,你想多了。”这种不吃饭、夜不能寐、拒绝交流的状态,引起了蒲三相辅导员的注意,辅导员约他进行心理辅导,也私下与他身边的同学谈话,这非但没有解决蒲三相的心理问题,反而让他觉得,身边人看他的目光变得更加诡异。

每周坐2、3个小时的公共交通,辅导员陪着蒲三相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诊断是抑郁症,在做诊断测试题的时候,蒲三相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生活的细节,向着抑郁特征靠拢,所以在医生给出诊断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我觉得我和正常人不一样,但我不想让别人因为我有心理问题来关注我。这就好像是我的脸上长了一块肿瘤,而别人一直盯着它看。”

我问蒲三相,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拽回了你的理智?

他说,我的母亲。为了让我上学,她那么辛苦地工作;在我父亲那里受气,对我却一直很关心、很温柔。如果我做了不理智的事情,那就辜负了她,我不忍心。

从大二时绝望的边缘拉回来后,蒲三相想要继续坚持辅导员给他安排的心理治疗,但因经济条件并不允许,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自我开导,但偶尔还是会陷入死循环。对面寝室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便经常拉着他出去喝酒,引导他畅所欲言。有时候,蒲三相在聊天中提到喜欢的小物件,隔几天就会出现在他的桌上。

我不想成为“祥林嫂”

两杯酒下肚,李双晴就觉得天旋地转。

第二天醒来,从朋友的话语里得知,昨晚她醉倒在地上,最后被朋友们扶了回来。李双晴很清楚她的酒量,昨晚并不是喝醉,而是心情过于崩溃直接晕倒。她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产生了恐惧,便跑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为她准备了一份自测题,上面的内容对于李双晴来说都太极端,她并没有出现那些问卷上的抑郁行为,但她还是主动和医生讲述了自己对生活提不起兴致的现状。

在了解她的情况后,医生也无法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便开导她要好好生活,顺便和她一起骂了她的前男友。

“我觉得诊断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

李双晴刚刚结束了一段两年的感情,20岁的她,平静地接受了分手。她叫上一群朋友,出门旅游散心。旅途十分愉快,似乎已经洗脱了她分手后的悲伤。回到日常生活后,她的状态却急转直下,和同学在食堂吃饭,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时,李双晴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但当激情的聊天结束后,她就会立即进入到极度安静的状态。

“一开始,我会和他们讲我的心情多么糟糕,但我怕这种情绪传染给他们,让他们有压力。所以,后来,我逼迫自己来消化,我想逃离‘祥林嫂’的那种状态,然后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李双晴并没有让情绪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她重复着上课、吃饭、睡觉。只是这些生活习惯悄悄变了味??带给她的不再是充实感,而是得过且过的压抑性。为了摆脱失恋后的孤独感,她逼迫自己回忆恋爱往事,在网上找情节丰富的恋爱电影和自己进行比对,妄图在痛苦中刺激自己走出过去,与朋友形影不离时,她一切正常,一旦回到独处的时间,她就会变得极度消极,没有动力。

?朋友的陪伴一定程度上疗愈了她,但朋友不够理解她,让李双晴不断收回她的倾诉欲。

“我总会不自觉地将话题引到我分手的事情上,这让他们觉得,我想挽回这段感情。但我低落的原因,是无法处理分手后情绪上的变化,并不是回到悲伤的源头,我自己清楚,回到感情中不是解决我情绪的办法。”有时候,在无意中,朋友给李双晴制造了一个更加痛苦的道德问题,“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向我求助,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李双晴发了许多关于自己情绪的文字,这是她压抑后,宣泄的唯一途径。她意识到,过往带来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而独自对抗抑郁情绪,往往会产生更多的二次伤害??自己在社交圈中,也慢慢被边缘化。

抑郁的来源是什么?她问自己。

是走不出的思维迷宫、舍不得摒弃的无力感,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去不复的时间枯萎消亡。我需要正常的生活,而大脑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掩盖情绪。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加上合适的导火索,当时未能排解的情绪就会奔涌而出,甚至到达不可控制的地步。

与大黑狗角力

抑郁就是一种病,葛亦台说。

葛亦台的外公年轻时是历史老师,带着她长大,小时候经常给她讲一些历史故事。外公性格有些固执,这份固执被继承到了她的母亲身上,同样也给了葛亦台。

两年前,外公确诊肺癌,家里人带着外公几乎跑遍全国的三甲医院,但没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半年后,外公不幸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葛亦台的母亲拒绝让她去见外公的最后一面。目睹了外公在这半年来承受的病痛、以及治疗带来的疼痛,葛亦台没有任何办法和外公分担,共情能力极强的她,在最后时刻,被母亲拽断了最后一根理智的弦。

那段时间,葛亦台正在忙着毕业和申请研究生院校,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她的双手指尖经常出现无端的刺痛,因泪水模糊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只“大黑狗”。“这只大黑狗站在我的旁边,拽着我的裤脚,想把我拉近深渊。”每当具象化的抑郁出现时,葛亦台就会产生极端的焦虑情绪,一边哭、一边摔东西,她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的症状,她发现自己难以专注在日常生活的事情上。

本身就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她,意识到心理亚健康状态的第一时间,就去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医生为她开的处方,有心理疏导,也有药物治疗。“我觉得药物对我来说非常关键。有些抑郁症患者,他的大脑结构、血液中的神经递质与正常人是不同的。到了这个地步,单靠心理疏导是没用的。”

葛亦台遵照医嘱服用了一段时间的抗抑郁药物,在药物生效后,她会主动和身边的人聊自己的状态和烦恼,也尝试着与自己对话,寻求心理上的和解。但这些积极行为的前提,必须是在她用药之后。

医生让她停药观察的时候,她犹豫了。停药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她又自己去买一直服用的药物。抑郁症每次发作,她都下意识先去找药吃。“服用药物后,我的情绪平静下来了,但平静过后是自责、愧疚,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在克服抑郁的过程中产生的自责和挫败,同样影响到她的生活,一种极端的自卑在她的心里蔓延开来。

“我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然后拼命地否定自己。”

葛亦台的父母见过她抑郁症发作的样子,也陪过她一起去心理诊所,葛亦台没有打算把抑郁的事情瞒着父母,她说,“反正我父母不会认识到,我的抑郁中,有一部分是他们的原因。”

葛亦台的父母是公务员,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高。葛亦台偶尔犯下一个小错误,换来的便是母亲的自怨自艾,“我的教育太失败了,我这辈子怎么这么惨,培养出这么一个女儿。”母亲的本意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刺激女儿变得更好,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每一句叹息,都成了葛亦台心中的钉子。

“我会觉得,这真的是我的错,我没能成为他们的骄傲。”父母对她的责备,葛亦台会放大10倍再来鞭笞自己。今年24岁的她,在父母面前,仍旧没有一个属于成年人的话语权。

在与抑郁的大黑狗角力的过程中,抗抑郁药物、朋友、自我反思是对抗的力量,而父母对她来说,是旁观者,有时还会对她倒打一耙。

不属于自己的时间

聊到自己抑郁的那段时间,蒲、李、葛三人的语气轻快、坚定,仿佛那些记忆并不属于他们自己。

蒲三相独自来到重庆,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的抑郁症便逐渐好转。毕业后,蒲三相从事了物流方面的工作,经济开始独立。他给自己购买了一套制作音乐的设备,在发现自己心理出现问题的那段时间,一整天下来,他能听一百多首歌,偶然在一首纯音乐的评论区里,看到一个抑郁症患者在音乐制作中获取疗愈的故事,蒲三相也决定效仿他试一试。

他说,自己制作的音乐里,最想体现的主题是“陪伴”,就像当年他的母亲和他对面寝室的同学一样。再后来,他也交到了新朋友,朋友外向,生活丰富,带他见识了不少新鲜事物。在他好转的这段时间,他仍旧被动地接受生活中到来的现实,有进步的是,至少在意愿上,他变得主动了。

因为在申请艺术相关的专业,李双晴孤身一人去了上海。她不习惯朋友不在身边的日子,但疫情到来,让她不得不接受独处的现实。在那段日子里,她秉持不打扰别人生活的原则,跳出自己的思维闭环,以经验主义的角度,理性地交流、分析了自己痛苦的核心,剥离了经历的表象。这个过程中,她获得自洽。因为疫情的变动,也让她意识到珍惜现有的,比回顾过去有意义。

葛亦台说,她会尝试一些能促进多巴胺分泌的事情。改变她能控制的物质,是疗愈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对父母,她还是想在自己状态变好的情况下,再尝试与父母沟通,但她对父母可能有的反应,抱有消极态度。学会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承认自己普通的同时,不丧失继续生活的动力,是她仍在努力调整,希望达到的心态。

那段抑郁的日子,对他们的人格塑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回想起来,他们痛苦、无助、被心中的假想敌挟持;一些当时的纠结,当下的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在走出抑郁的过程中,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更多关于自爱、关于生命的思考。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正视对待,而不是嘲讽、过度关心等异样的眼光。

在蒲、李的眼中,抑郁是一段记忆,是当时的精神状态;在葛亦台的眼中,抑郁是需要治愈的病症。将自己定义为“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视心理亚健康的状态,也是一种积极的自救行为。

(本文蒲三相、李双晴、葛亦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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